（一）

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农业生产逐渐回暖，城市生活紧张态势亦有所减轻。然而，犹如大病初愈之人，虽身体恢复，却精神不振，对未来能否恢复正常生活心生疑虑。于是，六十年代弥漫着一种迷茫，人们开始反思：是否还应该继续努力，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对于某些想做的事情，人们也变得犹豫不决，生怕越陷越深，犯下更多错误。人人言辞谨慎，不敢议论国事，更遑论国际风云。然而，谁也没料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一场人为制造、自上而下的新动乱再次席卷而来。

教授与工程师。翌日，我们继续研读这篇社论，依旧是对教授和工程师的指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心中充满了不安，对局势感到迷茫。然而，到了第三天，社论的语气发生了转变，不再攻击教授和工程师，转而指向“反动学术权威”。数日后，我才得知，因《人民日报》对教授和工程师的批判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因此，第三天的社论及时调整了措辞，将“反动学术权威”作为新的批判对象——实质上仍是指向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被视为“反动”，中国政府对此进行抵制，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就有所收敛。随后，批判的重点转移，不再聚焦于“反动学术权威”，而是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那时，所谓的“坏人”被归纳为“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此时，“黑五类”的构成有所调整，因为地主已被推翻，而“走资派”成为了新的第一类。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头两年间，我依然按时上下班，勤奋学习，然而却不再从事任何业务工作。下午，我早早便结束工作，归家休息，心中满是迷茫与不安。大约到了第三年，形势愈发严峻，所谓的“牛棚”开始设立。这“牛棚”乃是为“牛鬼蛇神”准备的监禁之地。我们单位腾出了三间宽敞的屋子，原为汽车库，稍作整理，布置了许多床铺，便形成了“牛棚”。这里关押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不良分子，严禁他们继续居住在家中。身处其中，我们日复一日地学习，日复一日地劳作。我，作为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被安排了进去。在我们的单位里，单位的领导吴玉章和胡愈之并未被关押在此。而第三位，秘书长叶籁士，身为“走资派”，便被监禁在这里。“反动学术权威”中，包括倪海曙、林汉达和我，共三位。此外，当时我们单位共有七十余人，其中被划为“黑帮”的有二十几位，他们全部被关押在这个“牛棚”之中。

在“牛棚”中的日常，大致是这样的：清晨，我们主要研读《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由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堪称高级语录，采用油印，字体较大——仿佛四号字一般。它是一本厚重的书籍，数量众多，绝非寥寥数本。学习方式主要是自学，自行阅读，严禁做笔记，更不能携至家中，学习完毕后还需上交。研读《毛主席语录》的经历，确实拓宽了我的视野，使我得以了解许多外界未曾听闻的毛主席讲话。

除了学业之外，还需参与体力劳动。如扫地、除草、清理垃圾等日常工作并不算繁重。每日用餐均需排队等候，不论是早餐、午餐抑或晚餐。鉴于我们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标签，需让他人先行用餐。我们居住在“牛棚”之中，起初管理相对宽松，每个周末可回家居住，周日上午则需返回“牛棚”。然而，回家期间也有特定的使命，那就是继续投身于“破四旧”的工作之中。

（二）

文化大革命初期，将“破四旧”定为首要任务。彼时，我居于沙滩后街，此处居民日渐增多，而我们文改会的人数却未见增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及相关人士却络绎不绝。“破四旧”运动迅猛推进，营造出一种令人畏惧的氛围。期间，我们不断聆听大会报告。报告中不时表彰那些“破四旧”工作做得出色的个人，其做法便是彻底清除家中的旧物。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联的物品，如旧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等，均需付之一炬。更有甚者，将祖传家具砸毁。外币、白银、黄金等亦在禁止之列。就连那些古老的线装书籍，也被划入了“四旧”的范畴。

昔日，我将众多藏书安置于单位一间陋室。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我们沦为“黑帮”，被迫停止工作，办公室亦不得存放物品。无奈之下，藏书只得变卖。起初，售价尚可。文革结束后，我们的工资锐减，起初减半，随后愈减愈烈，直至我每月仅剩35元。这35元还需扣除各种必须缴纳的费用——具体数额已记不清，总之是入不敷出。我被指派“破四旧”，将昔日的学历证书、荣誉奖状、勋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书籍逐一销毁。我们拥有一个巨大的炉子，将这些旧书付之一炬。我的妻子张允和，专攻历史，她所拥有的《二十四史》便转手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收书人逐家走访我们大院，这部《二十四史》以14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收书人已颇为客气，若非如此，按斤称重，恐怕只能卖到7元，甚至无人问津。

“你这书倒是有买家，我帮你问问，若能脱手，你也能小赚一笔，否则‘破四旧’时烧毁或丢弃，实在可惜。”我表示同意。不久，他告知，有一所学校或图书馆对此书有需求，且出价不菲，500元人民币。在当时，50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我们恰逢急需用钱之际。我点头答应，便将书卖给了他们。500元人民币，这在“破四旧”中被售出的物品中，已是价格之最。

张允和对昆曲情有独钟，她拍摄了众多昆曲的照片。我家中也保存着不少老旧的照片，虽然数量不多，却承载着许多往昔的珍贵记忆，如我幼年时与父母合影的瞬间、张允和幼年的影像、以及她父母的旧照。这些照片，我们始终不忍心破坏。然而，现实形势愈发严峻，已有因“破四旧”不力而沦为斗争目标者。一旦遭受斗争，破坏行为愈发猖獗。

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们这些被标记为“黑帮”的人，已不敢轻易外出与友人相聚。我家中有我自己的藏书，也有朋友赠送的书籍。面对这些朋友的书，我犹豫不决，若是随意损毁，将来难以归还。特别是林汉达借我的《世界美术全集》，书中收录了众多世界名画的照片，实为珍品。心想若毁掉了这本书，实在对不住他。一了解，原来他独自居住在自购的房屋中，暂时并未受到影响——而我们居住区域的“破四旧”活动尤为激烈。于是，我在夜晚悄悄将这本书带去归还给他。

归还书籍后，心中顿感安稳，心想终于做了一件好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翌日，造反派便踏入了他的家门。林汉达虽同属我们单位，但其子或关联者却隶属于另一单位，而这单位似乎与一家家具厂有所牵连，估计是工厂人员前来“破四旧”。由此可见，若不及时自行“破除”，造反派便会主动上门，代为“破除”。他们在林家翻箱倒柜，偶然间发现那部书籍，不禁惊呼，竟在家中藏有“黄色书籍”！于是，他们带走了那本书，将其销毁。更令人震惊的是，隔了数日，他因私藏“黄色书籍”的罪名，被单位抓去参加斗争会。如此一来，我深感懊悔。记得我们单位的造反派来我家“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籍，对于外文书则视若无睹。因此，我家的外文书得以幸免，许多洋文书也得以保存。然而，他却因这本书而遭受磨难。据说，在带他去斗争的路上，他们甚至让他向群众跪下，屈膝交代。

在我们亲戚朋友的家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造反派“破四旧”的冲击。以沈从文先生为例，他藏书丰富，结果悉数被毁。书籍被清理之后，沈从文一家的成员便被聚集到了他们昔日存放书籍的那间狭小房间里，从此便在原先的书房中居住了下来。

位于袁二姐的居所。袁二姐名叫敏宣。她昆曲演唱技艺精湛，接受过优质教育。虽未完成大学学业，但她曾就读于大学，精通英文和德文，昆曲造诣深厚，还擅长绘画和书法，堪称才女。按照旧时习俗，有才干的女性在婚后通常不再工作。敏宣与张允和同在昆曲研习社学习，她们是好友和默契的搭档。她的丈夫胡仙洲家境富裕。文化大革命初期，她的邻居中有一位小学校长不幸自杀，这成为了胡同中的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面对这一情况，她感到困惑，便来到我家寻求解答，询问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以及为何那位校长会选择自杀。她认为报纸上的文章看似并无大碍，对她并无影响。

此刻，举国上下暂停了各类工作，唯有田间农夫劳作、工厂工人坚守岗位，少数地区亦然。如此强大的中央政府下达停工令，实乃前所未有之举。

然而，此刻我们深感即便渴望阅读，亦难以静心，研究工作亦难以推进，尽管时间尚充足，却因诸多困难而倍感研究之路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位于北海之侧，如今借阅书籍亦变得不易。我家位于沙滩，与彼时的北京图书馆相隔甚近，我常于闲暇时散步至彼处借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此处图书的借阅就已变得紧张，受到诸多限制。读者只能借阅自己专业领域的书籍，其他专业的书籍则无法借阅。例如，我专攻语言学，因此只能借阅语言学相关的书籍。

曾有一回，我前往图书馆寻求莎士比亚所著的《威尼斯商人》一书，此作声名显赫，英文名为“Merchant of Venice”。该书以英国所谓的“基本英语”撰成，而“基本英语”中并无“Merchant”一词，故以“Trader”代之。当我提出借阅此书时，图书馆方面却告知我无法满足需求，理由是我虽为语言学专业，但此书属于文学作品。我不得不详细解释我借阅此书的缘由。我说明，鉴于《威尼斯商人》以基本英语写成，而我专攻基本汉语的研究，希望借此参考基本英语的某些特征。我进一步阐述，由于基本英语中“Merchant”一词未出现，故改用“Trader”，这表明该书并非普通文学作品，而是与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经过一番耐心解释，对方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由此可见，在当今时代，进行学术研究面临着诸多限制。

逐渐间，我领悟到自“反右”运动起，便是一步步对知识分子实施压制。对待知识分子的策略，被称作“利用、限制、改造”。所谓的限制，便是如此：不允许你随意从事研究工作；不允许你撰写文章；不允许你藏书——既不允许你收藏外国书籍，也不允许你收藏古籍。此类种种，皆属于限制的范畴。“破四旧”运动中，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单位，主要针对的是知识的“四旧”，而毁掉你的藏书，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手段。

（三）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愈发汹涌，我们所在的单位也迅速成立了自身的红卫兵组织。后来我方才明白，各机构单位必须自行组建红卫兵队伍，以杜绝外部红卫兵、冒牌红卫兵以及非红卫兵成员对本单位的侵扰与抄家行为。那些前来抄家的人，往往肆意破坏财物。而本单位自行组建红卫兵并开展造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的“黑帮”成员提供了庇护。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的数量急剧增加。起初仅限于礼堂内部，随后蔓延至礼堂和大院外围的墙壁。即便在庞大的北京大学旧址，整个大院也几乎被大字报覆盖，甚至延伸至大门口。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我们单位，其他单位亦是如此，在内部墙壁贴满后，便将大字报贴到了街道上。以我们单位为例，大字报从西至北延伸，直至动物园。至于更远的地方是否也贴有，我并不清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对人进行攻击，指责“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我作为我们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自然成为了批判的目标。每张大字报上都会出现我们的名字，用黑墨水书写，并在上方用红墨水画上一个叉，以示其为“反动人物”。有时甚至会将姓名颠倒书写。

此刻，我身处“牛棚”之中。我的爱人亦不敢在家中久留，毕竟我们属反动分子家庭，任何人都有可能对你进行打击，敲门而入，将你的门窗损毁，将你窗外的种植之物尽数破坏。更甚者，他们有时会在夜半时分闯入家中，对你施以暴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便不敢再在家中逗留。我的儿子与儿媳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居于中关村。在我们这边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他们那边的日子相对清静。于是，我的爱人便时常前往儿子、儿媳的住处小住几日。

不久前，我的孙女刚踏入小学的校园，我便带着她前往动物园游玩，毕竟从中关村到动物园的路程并不遥远。抵达动物园后，我们发现那里张贴了许多大字报，密密麻麻。其中不乏我们单位的大字报，我的名字旁边赫然画着两个大大的叉。孙女认出了我的名字，好奇地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的名字？”我回答：“是的。”她接着问：“爷爷是个好人，怎么会在名字上画红叉呢？”我爱人解释说：“爷爷曾说过外国人的好，因此犯了些错误。”孙女听后说道：“奶奶，你回去告诉爷爷，以后不要再提外国人的好了。”

不久，我们于牛棚内接到指令，需离开此处，前往观摩大字报。恰逢晚餐时分，餐后便即启程，有人带领我们前往观看大字报。我们的“牛棚”与办公楼庭院相距不远。该办公楼共六层，我们仅占用一至三层。四层与五层——尤其以四层为主，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该委员会隶属于外交部。彼时，陈毅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一职，因此该机构所批判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陈毅本人。

步出牛棚，方觉批判陈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墙面已无法承载，便以绳索悬于院落之中，绳索间仅容两尺空间。绳索高悬，大字报自上而下垂至地面，宛如一片大字报的森林。身处其中，人影难觅，皆被大字报所掩蔽，若欲寻觅一人，亦属徒劳。唉，这些大字报皆是对陈毅的批判，称其“反动至极”，乃资深“右派”。

阅读完那些大字报后，我们重返了“牛棚”，简单洗漱一番，稍作休息。众人心中不禁困惑，陈毅怎么会被定性为“坏分子”、“右派”和“走资派”？大家对他的印象依旧良好。我回想起“反右”运动初期，陈毅在全国政协的发言，他曾承诺，若有人在这场运动中遭受不公，可直接向他倾诉，他愿意站出来主持公道。这句话可能正是他被视为“右派”言论的根源。然而，随后许多“右派”遭受了巨大委屈，却无处申诉，更无法将实情告知陈毅。而陈毅自身也未能幸免，可见他所说的不过是空谈。

夜已深，我们陆续上床安寝。然而，浏览完那些醒目的大字报后，陈毅同志的问题仍萦绕心间。忽闻远处人声鼎沸，起初声息模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喊声愈发响亮：“打倒陈毅！打倒陈毅！打倒陈毅！”这“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不过是外交部众多部门之一，想来其他外交机构亦持相同立场。然而，有一点异样之处，那就是这些针对陈毅同志的大字报，只能张贴于院内，不得悬挂于大门之外，乃因担心外人的摄影镜头捕捉到这一幕。

（四）

翌日清晨，我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劳作之中。然而，随着任务的日益加重，那辆由铁铸成的小推车变得愈发难以驾驭。即便是空载，其重量也颇为可观，而一旦装载了物品，推车的负担更是倍增，令人疲惫不堪。

在我所知的单位奇才异能之士中，陈越先生尤为突出。他身世独特，源自越南，是越南华侨的子孙。心怀爱国之情，他憧憬着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越南，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陈越先生向胡愈之先生寻求工作机会，胡愈之先生便将他安排至文改会。然而，入职后，他屡遭打压，每逢运动，他总是首当其冲。我们困惑不解，为何他身在国外，却遭遇如此困境？我们关系亲密，经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为人善良，与我们共同参与劳动。在我推不动铁推车时，他总是伸出援手。在繁重的劳动中，他总是承担更多的重量。他比我年轻约二十岁，我对他充满感激。

此人在文改会贡献颇多。例如，他参与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最终演变为《简化字总表》。这一《简化字总表》正是陈越倾注心血的具体成果。以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例来说，该《简化字总表》最初名为《简化汉字总表》。陈越提议，将“汉字”中的“汉”字省略，更名为《简化字总表》。这一提议简洁明了，众人皆认为其观点甚佳。此外，在简化字的过程中，新增了一些字，例如，“英呎”中的“呎”字被废除，此后统一使用“英尺”二字；“海浬”中的“浬”字亦被弃用，改称“海里”。约二十个字主要源自日本。有些字原本读多个音，后来统一为一个音。陈越还提出了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简化方案，这些简化工作均由他发起。他致力于研究拼音字母速记法，并撰写了一本名为《简易速记》的书籍，该书深受欢迎，效果显著。

五个儿女中，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每名孩子的名字都巧妙地融入了“红色”的寓意，象征着对共产党的支持。有趣的是，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陈红、陈赫、陈紫、陈丹、陈绯，每个名字都承载着红火的色彩。因此，人们常说，这个家庭是“红色”的家庭，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家庭的思想倾向。尽管如此，当这位父亲试图加入共产党时，却屡遭拒绝。究竟为何他要承受这些限制？这一点我始终不得其解。起初，我们只知道他被限制参与某些活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那些被冤枉者的平反，我们才得知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宣布了哪些人曾遭受不公。

为某些人恢复名誉的程序实则颇为简便，以我自身为例，便几乎无需任何程序——仅需指出对我所施加的批判皆误判即可。他指出，我们并未对你定下任何罪名，那些大字报中的指责之词，不过是群众自发书写，并不能构成罪名。因此，平反的过程可谓一蹴而就，仅需一语便足矣。

至于陈越，情况则有较为详尽的阐述。陈越在香港拥有一位友人，自他抵达北京后，两人便频繁书信往来。该友人居于香港一栋公寓之中，上下楼层皆驻有国民党特务。因与这位友人通信，陈越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怀疑，疑其与国民党特务有所勾结。正是这番嫌疑，导致陈越长期受到限制。文革结束后，上级部门进行了彻底调查，查明陈越的友人虽与国民党特务同住一栋公寓，实则与彼等毫无瓜葛。因此，陈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平反后的他自然喜出望外。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后陈越便因病倒下，病情来势汹汹，传闻其头部后部存在病变。当时医疗技术尚不如今，手术后的陈越头部无法合拢，终因病情恶化而离世。他正值壮年，热情、真诚且能干，我们无不为他感到惋惜。

不久，政治氛围愈发紧张。日复一日，我们被要求提交交代材料，若内容不佳，则需重新撰写；批判会也频繁召开，每次都是逐个进行。例如，批判叶籁士。叶籁士在我单位被视作首位的“走资派”，因此所受指控最为严重。在批判某个人的过程中，

这些所谓的“异类”被要求到场旁听，并坐在最前排，静观他人进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他们可以向被批判者提问，若回答错误，便遭受殴打。叶籁士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甚至有一次被打到双眼失明。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无法看清任何东西，最终才逐渐恢复视力。在此期间，他不得回家，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更不敢向他人求助。他私下里告诉我，他已身无分文。我发现自己还有钱，便立刻拿出五块钱给了他。在那个年代，五块钱是一笔巨款，大多数人连两毛钱都难以常备。这件事无人知晓，一旦暴露，我们俩都将面临惩罚。我自己就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怎能私下资助一个“走资派”呢？这可是严重的罪名。

另有位同仁，即我们的副秘书长赵平生先生。自青年时期便投身于共产党的行列，潜心研究哲学。彼时，他撰写哲学短文，文采斐然，颇受赞誉。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因遭日军怀疑其为共产党员，不幸被捕，遭受严刑拷打，身心俱损，以致无法再执笔撰写文章。赵平生先生性格温良，行事严谨，对待工作极富责任心。

在文化大革命那狂潮肆虐的岁月，我们的办公楼每一层都设置了类似屏风的巨型装饰，安置于楼梯口。其上悬挂着巨幅的毛主席画像，每当行人上楼，视线所及之处便映入眼帘。这时，人们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或是立正致敬。赵平生素来话语不多，却在此刻忍不住发表了言论，将这场景比作教堂悬挂耶稣像。这一语惊人，立刻被有心之人捕捉并上报至造反派的头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他的特别会议，他在会上遭受了激烈的斗争与打击……

最初，只是“走资派”遭受打击，而“反动学术权威”仅需交代问题，并不会受到殴打。曾有一回，开会时对郑之东进行斗争，其间倪海曙因与该人有所关联，被迫一同参与陪斗。按照常理，陪斗只需保持沉默即可，毕竟只需站立两小时便算完成。然而，这次陪斗期间，造反派向倪海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倪海曙性格刚烈，对此感到极度愤怒。他头顶一顶法国式的帽子——这本身就不符合常规，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将帽子摔向地面，言辞间毫不客气。此举激怒了造反派群众，他们纷纷涌上讲台，对倪海曙进行殴打，直至将其打倒在地。

此举，便开启了针对“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人士的打击先例。倪海曙遭受了殴打之后，紧接着便有另一位被视作“坏分子”的人被叫上台，未加询问便遭痛打。接着，又有一人被召唤，同样遭受了殴打。如此循环，一个个被叫上台，无一幸免。轮到我时，我走上台去，做好了被殴打的心理准备。然而，那位造反派头目却宣布：“好，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你们这帮混账东西，滚回去！”于是，我们便纷纷离开。我成为了唯一一个未受打击的人，至于原因，我至今也不得而知。

某日，在劳作之余，我偶遇了一位造反派成员。这位造反派原本是地道的老工人，他向我解释道：“我们对待你，是将你视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非敌我之间的对立，因此未曾对你动手。今后，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不久，另一位造反派成员也告知我，由于你曾海外归来，我们最是怀疑你涉嫌里通外国。然而，经过我们仔细核查，发现你回国后并未与外国人士有过书信往来，因此我们未将你列为里通外国之嫌。

军队将接管一切。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单位，众多单位也相继被纳入军队管理。接管后，无论是会议还是斗争，均由军方的解放军负责主持，取代了造反派的角色。我单位来了一位军人，他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温文尔雅，言辞有理。他首次主持会议时，先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番，随后便宣布我们可以回家休息，无需再住在“牛棚”中——自然，白天仍需回到“牛棚”进行学习和汇报。众人纷纷返回家中，欣喜不已，这无疑为当前的形势带来了一丝转折。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在一次会议上，他们指出我交代得不够明确，甚至怀疑我有反革命行为未揭露。我困惑不已，反复思索，却始终想不出具体的行为。我竭力回想，试图找出可以交代的内容，但得到的反馈总是不满意，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回到家，我与妻子张允和讨论此事，表示自己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交代。她建议我仔细回想，是否曾无意中说过什么不当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想起白天一个造反派曾提醒我隐瞒了某些情况，要我深思自己曾与人交谈时可能无意透露的内容。这时，我恍然大悟，记起了一件往事。

在文革爆发前，我与倪海曙闲谈时，他提及“伊凡彼得斯大林”，我随口回应“秦皇汉武毛泽东”，凑成一对佳句。此情此景，我忽然意识到或许这是他们暗示我有所交代。翌日清晨，用过早餐后，我便前往“牛棚”准备参加会议。然而，他们告知无需开会，只需我撰写一份书面说明。于是，我将那事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交代完毕，他们表示，正是为了让我交代此事。倪海曙已经坦白，而你为何不交代？你们二人涉嫌发表反革命言论，需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自那日起，我们的名字旁边赫然出现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据造反派透露，这些指控是一层接一层升级的，罪名亦是逐步攀升，直至达到“现行反革命”这一顶峰，即达到了极点。达到这一极点后，对个人的指控便告一段落。军管负责人宣布将召开公开的检讨会，让持有罪名的人依次上台进行反省。于是，大家轮流上台检讨，有时一天多达两三人。最后轮到我发言。我依次从家庭背景、所受资本主义教育，谈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我把自己的坏思想、恶劣行为、不良社会关系和不光彩的历史都坦白出来。发言结束后，我问众人是否还有意见，群众纷纷表示“不满意”。那位军管的解放军则说，既然群众还对你有意见，就请回去好好反思，再次进行反省。于是，我得以回家。我猜想，可能还会再来一次检讨会。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检讨会再也没有召开。